边境线上那抹最美的“橘红色” ——地调院靖西市三合沉积型铝土矿普查项目剪影

 

在中国南疆边陲,桂西南部边境的靖西市三合地区,有一抹朝气蓬勃的地质“橘红色”,他们是地质找矿的“突击部队”,是研究沉积型铝土矿成矿规律的“先头部队”,更是担负起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资源保障的“特种部队”。他们眼里有星辰大地,胸中有丘壑万千,心里有繁花似锦。他们守得住孤独、耐得住寂寞,他们以野为家,天为幕、地为席、山为屏,在绿水青山间肆意挥洒最好的青春年华。他们以脚为尺,栉风沐雨,跋山涉水,用智慧和勤劳精准丈量着靖西大地的岩溶峰丛、奇山异洞。他们以梦为马,乘风破浪,尽情奔走在广袤的桂西峰林谷地上,为国找矿,不负韶华。

他们,就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地质调查院靖西市三合沉积型铝土矿普查项目的年轻地质队员。他们在八桂大地的热土上,用智慧与汗水打开未知空间,撷取大地精华,造福百姓苍生,书写了新时代地质人的光荣与梦想。

一片诚心换来的深深鱼水情

今年3月下旬,地调院开始着手组建靖西市三合沉积型铝土矿普查项目部,收集前人勘查资料,开展培训等工作。彼时,国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仍处于关键时期,虽然疫情防控形势明显向好、企业复工复产进程不断加快,但处于中越边境地区的靖西市,尤其是三合村等地,对外来人员的管控依然严格,以至于在寻找项目临时驻地、租住村民自建房的时候,项目部工作人员颇费了一番周折。

项目负责人韦访介绍,项目部进驻当地之前,所有的地质技术员都自觉居家隔离28天,申领了健康码,同时向当地应急保障局等政府部门进行了备案,项目工作开展涉及的村屯都进行了情况说明。即便做了如此充分的准备,在进入项目工作区的时候,项目部还是经历了三重“考验”。首先是“逢卡必查”关,由于是边境地区,重要的道路、高速入口都会有武警边防部队盘查,驾驶百色市以外车牌的车辆、使用广西区以外的身份证件都是重点被盘查盘问的人群,项目部人员进入当地的时候,也被多次盘查盘问;其次是“进村必查”关,外来人员进入当地村屯,需要出示相应证件、健康码或介绍信等,经过体温测试显示温度正常后方可进入村屯,这方面项目部也花费了不少时间;再次,当地村民疫情防控准备很充分,对于外来人口的警惕性很高,项目组工作人员跑了好多地方,想跟当地村民租住空闲自建房作为项目驻地办公、生活用房,都被拒绝。“最终还是经过耐心沟通、与村民说明项目部进驻的缘由等情况,才得以找到“栖身之所”安顿下来。”

靖西市三合沉积型铝土矿普查项目工作区内现有采矿权2个,其中广西信发铝电公司靖西铝土矿采矿权登记为堆积铝土矿采矿区,与三合沉积型铝土矿普查工作区重叠。“要在已有的采矿区开展新矿的普查工作,必须要与矿权登记单位进行充分沟通,允许我们开展工作后才能进行下一步工作。”项目负责人韦访介绍。

于是,项目部派出专人,与采矿权登记企业进行沟通,说明情况,请求允许开展相应矿种普查工作。“相关企业了解情况后,得知我们要开展的是沉积型铝土矿普查,非常欢迎和支持我们的工作,沟通工作进展顺利,没花费多少时间他们就下函允许我们进行相应工作了。”项目技术负责黄光琼表示。

最让他们感动的,是当地村民对铝土矿普查工作的支持。

靖西市三合沉积型铝土矿普查工作区内有2个贫困村——三东村、必隆村。“在整个项目推进过程中,我们积极与村干部沟通、与村民多次协调,说明项目意义作用。三东村、必隆村村民得知项目部要在他们的土地上进行铝土矿普查,都很高兴,也迫切希望通过普查工作,查明地下矿产情况,为他们脱贫致富提供新的助力。”黄光琼表示。

“当地的驻村第一书记、扶贫干部也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只要他们出面帮忙协调、沟通用地的问题,村民都非常乐意提供用地,他们是从心底里欢迎和支持我们开展工作的。”韦访说。

“到目前为止,我们项目还没有发生过一起由于村民不理解、不支持,或者希望多争取地上农作物补偿款等而发生人为干扰、阻碍项目开展的事件。”谈到当地村民对项目的支持和帮助,兼职项目安全员韦松良欣慰地说。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 。为回报当地群众对项目的积极支持,通过项目开展助力地方脱贫攻坚,靖西市三合沉积型铝土矿普查项目优先录用当地贫困户作为临时用工人员。截至7月28日,项目聘用贫困户家庭人员作为临时用工人员共计30多人次,支付劳务费用40多万元,平均为每名贫困人员增加月收入1000元以上。此外,项目部还严格为每名聘用的贫困人员进行安全技能培训,并为每名贫困人员购买了保险。

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好处,让当地群众百姓对这群穿着“橘红色”工作服的地质技术员更加喜爱,对他们开展的工作也更加理解和支持。

一弯镰刀劈开的漫漫找矿路

每天早上,地质技术员出野外之前,都要仔细检查一把长柄的镰刀。木柄松动了,就给它紧实紧实,刀口钝化了,就给他磨一磨。这是他们开展野外工作,常带的地质“三件宝”之外的第四件“宝贝”。

靖西市属南亚热带,气候温凉,雨量充沛,利于各种植物的生长和繁殖,因而在野外工作区,常常看到的场景就是——草深林密,荆棘遍布。“要想从这些比人头还高的杂草丛中穿过去,只能利用人力‘砍开’一条路,如果‘硬闯’,杂草中锋利的叶子、带有倒刺的藤蔓不仅能划破衣服,还能透过衣服划伤皮肤。”韦松良说,他经常被这些带有倒刺的植物划烂衣服、裤子,甚至手上、脚上也经常有不少的划痕。

为了对付这些恼人的杂草、藤蔓,地质队员找来一把小巧锋利的镰刀,再找来一根半米左右的木棍,把木棍一头插进镰刀的头套中,一把锋利的长柄镰刀就制作好了。在荆棘密布、草深林密之处指哪儿砍哪儿,杂草、藤蔓应声纷纷落下,人到之处、刀闪之时,一条新的、通往找矿目标地的道路就出现在地质队员的眼前。

这一弯小小的镰刀,着实帮助他们解决了不少麻烦。

然而,进山的道路远比想象的要难走得多,“很多荒山野岭常年没有人类活动,里面的植被非常茂密,单纯依靠人力、徒手穿越过去根本不可能。”韦松良说,有时候为了穿过某一片杂草灌木覆盖的山体,甚至短短的100米距离,单用镰刀开路,就要花费2-3个小时。高温酷热、人体运动量太大,对水的消耗就越大,大家所带的水量有限,为了不影响后续工作开展,只能多休息、轮番上阵,合理安排喝水的时间和次数,“有时候只能说是依靠人的意志跟这些杂草‘搏斗’了”。

镰刀劈开了漫漫找矿路,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项目工作区属低山区,部分为岩溶洼地,悬崖陡壁甚多,除有浮土掩盖的地方,均是灰岩裸露的峰丛。山高、路陡、杂草丛生,地质技术员小心翼翼,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他们艰难地奔走在找矿的道路上。“平均每天大概要走2万步以上的山路。”韦松良说,从4月初到现在,他已经磨破了3双鞋子,“都是鞋底被磨破的。”

锋利的灰岩裸露的峰丛,石头风化强烈,遍布山石的路面,地质技术员每天不停地攀爬、穿行,鞋底与利石不停摩擦,普通的鞋子根本招架不住这么大的“运动量”,一两个月就宣告“投诚”了。

“不管是杂草荆棘、还是山尖利石,它们都是静止不动的,不会主动攻击人。如果碰到会动的,那才是大麻烦。”地质技术员黄宝宁说。

黄宝宁所说的“会动”的东西,就是地质队员在野外开展工作时,时常会碰到的蛇、蜂野生物。

前段时间,正在野外作业的黄宝宁,刚穿过一片草丛时,也许不小心惊动了这里的“原住民”——一窝大黄蜂,凶猛的黄蜂瞬间对黄宝宁发起了攻击。“一共被蛰了5针,头上2针、手上、手臂和脖子各一针。”看着又红又肿伤口,黄宝宁心有余悸:“如果是被马蜂蛰到,后果不堪设想。”

盛夏时节,草深林密,动物的伪装、藏身之所更加隐蔽,让人难以察觉。这个时候也是黄蜂等蜂类产卵哺育后代的时期,它们比以往更加敏感而且凶悍,稍受惊扰,便会“群起而攻击”。这次“事故”也给地质队员敲响了警钟,他们在野外作业时更加小心谨慎。

“喝不完”的水和“吃不饱”的饭

虽然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的靖西市,年均气温只有19.1℃,素有气候“小昆明”之称。但是每年的6至8月份,其最高气温可达37.8摄氏度。而且,这个时候也是靖西市的雨季。雨热同期,且高温雨水频发,对于长期在野外作业的地质队员来说,挑战不少。

每天早上8时前,吃过早餐的地质技术员在出野外前,都会精心做好一项必须要做的准备工作——打水。每名地质技术员都拿着一个硕大的水杯,排队轮流把桶装的纯净水打到自己的水杯中,这是他们在野外作业时能够直接饮用的唯一水源,必须小心对待。

“每天至少要喝掉3升到5升的水。因为工作区都是荒山野地,石灰岩峰林峰丛广布,土壤稀少贫瘠,大的乔木生存不了,只有低矮的灌木密布,高温酷暑时节,骄阳似火,很少有树荫的遮蔽,人不停地出汗,加上长时间行走、工作,消耗的水量是非常多的。”韦访说。

由于靖西市三合地区地势较高,区内为喀斯特地貌,地表径流极少,有的地质技术员在该地区开展野外作业,至今都未发现有小河小溪等地表径流,更别说能够饮用的山泉水了。因而,每个地质技术员配备的水杯,装下的水量就是他们一天能够喝到的最大水量。喝完了这杯水,几乎没有办法再补充水源。由此,队员们都非常重视和珍惜这个“大杯子”。

黄光琼也在打水的队伍中,他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习惯:先把水杯打满水,然后“咕咚咕咚”地喝掉大半杯,然后继续打满水杯,才心满意足地把水杯装在地质包里。他这一举动被细心的队友发现,随即,“骆驼”这一绰号就成为了他的专属。

地质队员解释说,因为骆驼喝水的时候,可以把水存在它的驼峰里,身体要用水的时候就会从驼峰源源不断地将水输送到胃里。黄光琼似乎也具备这种能力,他的水杯比其他队员的都小,每次出野外前他总是先喝一通水,在野外却比其他队员喝的水少,所以大家都觉得他能像骆驼一样具有存水的功能,耐渴,因而就不需要时常补充水分。

但是,随身携带的这个大水杯里面的水,却不能随时随地任性喝掉。一天的用水量,什么时候喝、喝多少,都需要经过计算,合理分配。如果超前预支了,后面还有工作要做、还有山路要走,水源就不够。“高温酷热的天气,没有水喝,是一件非常难受的事。”黄光琼说。

因而,每次将要结束一天的野外作业,要下山的时候,队员们总要在水杯里留下一点水。这是他们总结的经验,山路蜿蜒,人在烈日下行走在尖石密布、草深林密的山路,消耗的能量多,出汗多,人体需要补充的水分就更多。下山之前留有一点水源,也是为了下山后及时补充人体所需的水分,免受口渴之苦。

除了水,午餐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早上从驻地到野外工作区,地质技术员即开展一天的野外工作,为了节省时间,午餐基本上是在野外简单解决。早上,项目部给每名地质技术员都准备了午餐,让他们装在饭盒里带到野外,中午的时候随便找个地方就能进餐了,省时省力又便捷。

“每名地质技术员带的饭,基本上只能吃个半饱。”韦访说,每名地质技术员每天需要背负的地质包,除了地质“三件宝”和其他的必备工具外,还有一瓶3到5斤的水,整个地质包的重量几乎都在10斤以上。由于山体陡峭、山路难行,地质技术员开展野外作业时就不希望再背负更大的重量,因而总是想方设法减掉不必须的用品用具。到最后,只能把吃的饭再减掉一部分,“能保证充足的体能,不影响工作效率就行。”

项目部给队员准备午饭的菜品也有一番讲究。高温酷热天气,饭菜容易发馊,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他们发现只要中午的菜里面不放绿叶蔬菜,饭菜就不容易发馊。于是,地质技术员每次中午吃到的饭菜就是猪肉配土豆、豆角、豆芽、洋葱……

虽然条件非常艰苦,队员们却丝毫没有被这些困难吓倒。他们依然乐观地奋斗在崇山峻岭间。“靖西是有名的‘小桂林’,我们在这里工作,经常能欣赏这里的奇峰异洞、四季如春的自然风光,有时候碰上了一些稀奇古怪的动植物或者秀美如画的风景,我们都在朋友圈上发上出来,朋友们都很羡慕我们经常能游山玩水呢!”黄光琼笑着说着,眼里充满了的满足感。

一句“愧疚”饱含的悠悠情长

“对我们地质人来说,地质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地质。对家人的愧疚则是作为一名地质人最深的痛,这也是从事地质行业的人都有的感受。”这是入行四年来,韦良喜最大的感触。

家,不仅是我们身体休息的地方,更是我们心灵停靠的港湾。倦鸟归林,鱼翔浅底,落叶归根,这都是对家的渴望,也是生命在追寻着一种归宿。然而,对于地质人来说,家,却有着另一种更深层的含义:它不仅是一个有温度的词,也是一个永远令人向往的地方。它是一种惦念,也是一种让人想起就觉得心口会疼的感觉。

黄宝宁说,结婚一年多,他能在家待着的时间加起来都不足一个月。家,对于长期在外的他来说,就是新婚妻子那双温柔、充满期盼的双眼。

由于工作性质的特殊性,地质工作者常年辗转于深山荒野,远离家的温暖,栉风沐雨,坚守在荒凉与孤独间,用脚步丈量祖国的河山,默默奉献,无怨无悔。他们有爽朗的笑声,有坚强的意志,他们严谨、较真,他们用那双能看透石头的眼睛,发现无数富饶的矿藏。而对于家人,他们说得最多的却是“愧疚”二字。

进驻项目部至今四个多月的时间,黄光琼只回过2次家,但都没能呆上多久,又匆匆赶回项目部。每次跟4岁的儿子视频通话,儿子总是不怎么爱搭理他。也许是许久没在身边陪伴的缘故,小孩跟他不是那么的亲近。由于妻子忙着照看店里的生意,无暇顾及照看儿子,黄光琼就让大姐帮忙照看。看着儿子跟大姐亲热的样子,黄光琼总是非常羡慕。“以前跟我很亲的,每次视频通话总会不停地问我说‘爸爸,你什么时候回家呀!’后来慢慢的也不怎么问了,可能他也知道,即使我答应说要回家,最终还是回不了家……”

蒙家锋有一对2岁多的可爱的双胞胎女儿,他在野外工作的这段时间,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最怕孩子问什么时候回家,你根本没办法回答她们”每次想家了,蒙家锋就抽时间出来跟家人通通电话,视频聊聊天,其余时间都在努力工作着,“盼着那天把项目尽快做完了,就可以回去陪伴下家人了。”

今年一月份刚领了结婚证的秦良朝,从毕业到现在从事野外工作10年于疫情影响,他还没来得及给新婚的妻子举办婚礼和酒席,也没来得及休婚假,就随项目部来到野外。虽说每个月都能回去3-4天,陪陪妻子和家人,但他的心理总觉得亏欠家人太多。“毕竟各行如何隔山,虽说表面上没说什么,但心里总是有那么一丝愧疚的感觉。

“对家人的愧疚,应该每个地质工作者都会有这种体会。”韦松良说,老一辈地质工作者更艰难更困苦的时期都挺过来了,我们现在的条件比他们的好不知多少倍,还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要认真去做好。

是呀,“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谁不愿陪在自己的家人身边享受家庭的温暖呢?可地质工作的性质就是这样。作为一名地质队员,他们只能把对家人的思念化为为国找矿的使命担当。当大地的未知空间被他们打开,大地的精华被他们用双手撷取,百姓苍生得以造福之时,这也许就是地质队员最崇高的光荣和梦想了。正如蒙家锋所说:“找到大矿后的喜悦,胜过一切,先前的一切疑惑、不解、委屈也就随风而去,一扫而空!”(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地质矿产宣传信息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地质调查院 此文章刊登于2020年第八期《广西地矿》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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